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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来源:彩票代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稿时间:2020-04-10 16:48:1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次,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社会趋于“内向化”,公众不仅对气候变化、武器控制等世界议题没兴趣,对事关本国福祉的跨党派讨论也缺乏耐心,既不关心人类共同命运,引以为傲的传统“社区”概念也遭弱化。一段时间内,美国将他国抗疫视作“别人家的事”。白宫早期的停航、关闭边境措施,以及后期截留他国救灾物资行为,无不展露出“内向化”的暗示;常规状态下,“内向化”并不会引起大的麻烦,但在亟需国际合作的抗疫大局面前,过度的“内向化”一旦消减了国际合作的可能,最终难免反噬其身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回到常态后又会从头开始?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小布什坦言:“如果我们等到瘟疫出现才去应对,一切都已太迟”。4月4日,《华尔街日报》总编辑杰拉德·贝克发出类似感慨:“除非厄运真的降临,否则人类不会认真以对。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升的总统支持率与稳定的“技术崇拜”所折射出的,是行政中立制度的“溢出效应”。一直以来,美国坚持政治与行政的二分理论,即政务官多半由选举产生,某种意义上,总统亦可视作最高层级“政务官”;相对应的,是多数被要求保持政治中立的事务官,其任期通常不为党派轮替所影响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疫情之初,数字技术一方面在人工智能、基因测序等前沿领域“无所不能”,一方面却在最为原始的信息传播方面“有心无力”,难免让人失望;但当疫情拐点出现,大选终将再度成为头条,经济与股市的繁荣以及就业保障,依然离不开数字科技行业作为支撑。硅谷,事实上已经成为2020年代华尔街,“大而不能倒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常态下的社会规则,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科技的,都对“非常态”有着本能的厌倦和抑制。2005年,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受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启发,下令建成一整套应对全球流行疾病的系统,大量储藏口罩、呼吸机,广设床位,然而,2008年大选过后,面对百废待兴的资本市场和濒临破产的中阶级,这套系统销声匿迹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与1918年大流感不同,此次疫情发生在全球多数地区已互联互通的新时代,美国本应有充分的时间预知、预防。早在1月初,世卫组织便发出疫情警报,中、韩等国也第一时间向美方共享防疫信息;2月下旬,疫情在美国国会得到重视,部分议员将信息与商界共享。美媒报道称,同在1月,脸书(Facebook)总裁扎克伯格就开始从加州大学与斯坦福大学合办的医疗科研中心Biohub接收有关疫情危害的评估报告,并听取美疾控中心前主任汤姆·弗里登的意见,而Biohub和弗里登本人,均接受扎克伯格夫妇基金会的资助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由此一来,就产生了一个戏剧性的场面:面对同样的发布会,民主党选民想汲取的只有福奇的知识,共和党选民受到鼓舞的,却往往是总统“反科学”的一面。同一镜头下,总统的自我吹嘘虽不被自由派媒体所喜,却会让处于隔离期的基本盘收获告慰,而福奇等事务官的“技术色彩”与“中立味道”先是缓解选民焦虑,继而不可避免地“魅力溢出”,让部分选民因此对白宫刮目相看。由此,“战时总统”的支持率先得以稳固,继而攀升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特朗普执政以来,两党热炒的移民、医保、税改议题,无不充斥着浓烈的“党派味道”与“政务色彩”,留给事务官发挥的空间逼仄。疫情议题则不同,其专业门槛高,议员噤声,拜登等民主党候选人也只敢“敲边鼓”,医学专家的地位抬升。如白宫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的两名核心专家,79岁的安东尼·福奇曾为六位美国总统服务,女性专家黛博拉·比尔斯则在奥巴马任内被任命为美国全球艾滋病协调员。二人专业、稳定、跨党派的身份,决定了其敢于和总统、国务卿、经济顾问等政务官“唱反调”,让“尊重事实、科学防疫”成为白宫的主流价值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历史地看,两党一直有大搞基建的愿望,白宫2018年、2019年曾两次拿出基建计划,但在“建什么、怎么建、钱哪儿来”三方面,两党分歧严重:民主党偏好“清洁能源”,突出“妇女、少数族裔和老兵群体的参与”,要求“联邦政府注资”,而共和党和白宫力挺煤炭、石油等传统能源,“关注郊区”,倾向于“州和地方政府为主出资”。